但诸葛亮认为，不能盲目沿用汉初的法度，应当因时制宜，懂得变通，婉拒了法正的建议。

如此一来，得以前与法正不对付的官员，人人自危，很多人都寻找新的靠山。

心中晓以大义，告诉其更一层的意思，法正拜服。自此以后，西川四十一州地面的治安状况好转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好在官仓还算充实，谡下令开仓赈济百姓，军民大悦。

法正才华横溢，名声不错，又是名士法正之孙，刘焉和刘璋都给过他机会。

谡也彻底离开军队，前往绵竹担任县令，但他还是带了邢荣、方山、田石三人和数百名心腹卫士，充当官差衙役。

但诸葛亮还是借助《蜀科》的修订，给法正写了一封《答法正书》，他在信中写：

“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亡，政苛民怨，匹夫大呼，天下土崩，祖因之，可以弘济。刘璋暗弱，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，文法羁縻，互相承奉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。蜀土人士，专权自恣，君臣之，渐以陵替;，之以位，位极则贱，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;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，于斯而着矣。

法正甚至断章取义，曲解《蜀科》的法律条文，擅杀原来毁伤自己的数人。

因为吴懿献城，绵竹城并没有因受到攻毁损，但粮草消耗颇大，缺粮的老百姓很多。

而与他有过矛盾的人，他正不知如何理是好。

诸葛亮知法正是得刘备信的肱之臣，劳苦功，向刘备告状，只能让主公为难，并影响两人的关系，因此不加过问。

那时候的县令，作为一县的父母官，手下的辅助官员并不多，大小事情都需要，应该是忙不过来。

事实上，那时候的县太爷相当清闲，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内容，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，主要工作就是课农和审理案件。

各地豪十分不满，一些与法正关系密切的豪家族，纷纷找法正诉苦。

刚好诸葛亮主持的《蜀科》在蜀郡试行，他就利用里面严苛的法律条款，对这些人加以报复。

绵竹是成都的最后一防线，吴懿在那里驻军防守数月之久，是双方战的前线。

也有的人愤而告发法正，这些人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主持《蜀科》修订的诸葛亮。希望他能够禀报刘备，不要让法正作威作福。

为此，法正用当年汉汉祖刘关与民“约法三章”之事向诸葛亮言，认为成都初定，宜“缓刑弛禁“，放宽约束。

法正本来格恩怨分明、睚眦必报，他掌握蜀郡的军政大权以后，曾经对他有过小恩惠的人，都受到他的照顾而仕。

但因为法正本在政略上的能力并不十分，有几个嫉妒他的人抓住他的一些错行诽谤和诬陷，虽然经过监察并没有发现什么真凭实据，但也爆了他政绩平平的事实，因而升迁无望，让法正陷怀才不遇的境况。

虽然法正在政治谋略上稍差，然而他擅长军事谋略和各奇计，他见诸葛亮不采纳自己的建议，也不想与诸葛亮闹僵，就用奇计向诸葛亮施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