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桩憾事（十一）信

这通电话是打到科隆贝的。

路易·德·奧特克洛克出生的那一年，三十七岁的夏尔·戴·高乐仅仅是个少校。路易的父亲在一众职业军人里选中了他，如同西哀士选中了拿破仑。1940年，他离开维希政府下的法国，在伦敦发表了《六月十八日呼吁》。

“一朝梦醒，我已名满天下”。

巴黎解放后，戴·高乐如愿成为法国总理，只为了两年后又在与左派的政治斗争中失利，被迫下台。如今的他对外宣称已经隐退，在科隆贝的一栋乡村别墅内撰写他的回忆录，只是进度十分缓慢，或者，根本没有进度可言。

在电话里，路易简单且礼貌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。对方好像觉得他在胡闹，但还是给了他面子，答应稍后会致电总督讨论这件事。接着，他们又必要性地寒暄，聊起阿尔及利亚的局势，路易知道戴·高乐一直在寻找机会重返政坛，只是缺乏契机，一个激起法国人对共有的历史命运的模糊意识的契机，譬如：又一次国家性的危机事件。

“您知道，如果放任阿尔及利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，本地的黑脚们恐怕无法接受，这里对他们来说就是家。”他说。

“我不会担心这一点。大革命后，法国人就不杀死法国人了，我们不再有骨气。”

路易将听筒挂回去，走出电话间，克劳迪娅正站在一旁等着他，看起来离巴黎或是阿尔及尔的政治都很远，刚好，放映厅的红色大门打开，电影结束后的人流涌出来，一张张富有神气的欧洲面孔在昏暗的廊道里出现，要将他们冲散了。他忽然感到担忧，于是抓住她的两只手臂，让她的身体紧紧贴住他，像是他的一根肋骨。

他们一起穿过这些人与杂音，在墙边的长软凳上并排坐下，等了很久。人们逐渐离开了，走廊里再度变得安静，只有一个阿拉伯清洁工在慢吞吞地拖地，偶尔看他们一眼。克劳迪娅盯着电话房，手一直在揪衣服上的线头。坏习惯。路易想。他要给她买一条新裙子。

“也许他们不会恢复电话线的。”她表达了忧虑。

“噢，放心，他们会的。”他说。

他们会的。电话响起的时候，克劳迪娅唰地一下先于他站了起来。一些铃铃、咝咝、嘟嘟、你好、谢谢后，路易确认了卡斯巴的对外通讯已经恢复。他问克劳迪娅家里的号码是多少，但她只说要打电话到离家最近的咖啡馆，然后请咖啡馆的老板去家里找人，路易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想当然：她的家里怎么可能装电话。

“这里太挤了。”克劳迪娅又说。

路易忍住不满，把电话间让给了她，在外面等候。他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可以坐在他的腿上。

阿拉伯语是一种极其不悦耳的语言，每一个飞速迸出的喉音都像带着愤怒和攻击，听得路易心烦意乱，即便是由克劳迪娅来说也拯救不了。隔着玻璃，他抽着烟，继续注视着她，觉得这样的她看起来很陌生，可他的确不认识她，从来都不认识，像人知晓地下河的存在，但后者只在看不见的地方自行流淌。

门重新打开，克劳迪娅走出来，用法语感谢了他，只是看起来并没有因为和妈妈说上话了而变得更高兴。

“对卡斯巴的封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？”她有些别扭地问。

“等军队完成需要的审讯和搜查就好了，”路易尽可能用稀松平常的语气讲出这几个词，“最迟到明天早上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“你们在找什么具体的人吗？”

“不会是你的妈妈。”

他们开始朝外面走去，重返光亮的地方。路易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回别墅后，你还是可以用电话联系你的家人的。”

他觉得自己在安慰她，但克劳迪娅的眉头却随着这句话微微拧了起来。“别墅？”她重复这个词。

路易停下脚步，偏过头来盯着她。在发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