片刻。

席与时只待了半天，两个女人在湖边的咖啡馆里坐了很久。与时说，敦轰炸那阵，她天天在防空里织衣，织了拆，拆了织，后来索不织了，因为发现不织成什么样，人只要还活着，就比什么都好。

仿佛只要走到，就能从哪个转角，走回波兹南火车站，走回伐利亚的雾里，走到他边去。

六月份的时候，她在柏林读书时的好朋友席与时，也顺来了日内瓦。

后来，俞琬在日内瓦湖畔的小楼里又听见那声“喵呜”。只不过这次是从她家院墙边，俾斯麦正大剌剌坐在紫藤底下，前爪往约翰的靴面上着，像刚占领了一片新民地。

临上车时，那位棕发绅士偏过来，琥珀睛眸光转，他朝女孩扬了扬帽檐，标志轻轻慢慢的嗓音随风漫过来：

“Merci，夫人，一路平安。”

医生说她一切尚可，只要别累，她每天都门。沿着湖走，经过店，经过栗摊，走到红十字会的灰楼，再原路折回来。

“它现在只把我当房东，”他无奈摊了摊手，“这年，猫都知审时度势。”

天光渐沉，湖上浮起一层淡青薄雾，渡船慢悠悠开过去。

日内瓦的夏天走得很慢，像一位年老而面的访客，在湖边长椅上坐了整整三个月，才不情不愿起。

有天下了小雨，回来时发和脸都已经透，约翰见了，脸变得很难看：“明天我去。”俞琬轻轻嗯了一声，可第二天依旧了门。

也许这就是和平了，比酒还稠，比湖还静，静得她几乎能听见肚里的小黄豆悄悄翻了个。

聊起那只猫时，棕发男人总是边笑边摇，控诉俾斯麦是十足没良心的的小势利鬼，丢尽了铁血宰相的脸。

她偶尔会恍惚，若是回到一年前，自己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还能同前这个人，心不手不抖地聊着一只猫。

女孩被逗得笑起来，笑意很浅，从角漫到嘴角，如同湖面下的游鱼开了一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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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时已经结婚了，几年前就去了敦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国民政府的驻欧洲贸易专员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调职去华盛顿赴任了。

她在早市和湖边碰到过君舍几次，浅亚麻外，有时夹着份报纸，有时拎着袋橘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约莫还是顾忌着之前份被人认来。

他总说：“正好来散步。”也总讲些不着边际的话。

说“湖上的天鹅又胖了”，说“俾斯麦现在连鹅肝酱罐都不屑一顾了，只吃新鲜的鳕鱼”。还抱怨日内瓦的雨比黎还挑在黄昏下。

俞琬的肚也已经很大了，七个月，那颗柠檬已经长成了甜瓜，弯腰开始吃力，她已经不能很好地看到自己的鞋尖了。

女孩给他写了很多信，字比从前大，因为手会浮，握笔不太稳，写宝宝现在会打嗝，一下一下，像你在坦克里敲舱盖。

男人尾细纹漾开来，说那是铁血宰相在替德意志帝国验收瑞士的鞋匠手艺。

一个怀的东方女人，一个圆的日内瓦老商人，一个玩世不恭的波尔多酒商，再上一只脾气不好的猫，这组合糟糟的，反倒透一战争末期瑞士边境独有的荒诞真实。

俞琬抿了抿：“它乖的。就是老啃约翰的鞋带。”

她脸苍白，睛得好似刚哭过，实在不像在这时候还有心情撒谎的人。

边检官无声叹了气，递回证件：“别再让我看到那辆车里藏着猫。”他瞪了霍希后座一，俾斯麦打了个轻蔑的嚏，算作回敬。

每一次去红十字会，苏珊都会早早从柜台后站起来，对她摇，她没哭过，她从不在外面哭。

起初只要二十分钟，现在得走半小时。女孩有时会在湖边的铁椅上歇一歇，望着湖面一会儿神，再起，只看前面那小截路。

似是附和般，那只金长猫也凑过来，又长又嗲地发一声“喵呜”。

湖边的野玫瑰开了又谢，椴树叶从黄变成绿，又不知从哪天起，绿里透几分铁锈般的黄。

现在，那只铁血宰相还蹲在女孩脚边，下搁在她的棉布拖鞋上，呼噜打得像台小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