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到这个消息，相熟的人家都表示羡慕，觉得父母教养有方，孩前途无量。而他大概也是百无聊赖，得意忘形，把那一叠书稿寄给了纽约的一家杂志社。于他意料之外，他的中国故事真的发表了，分了五期刊载在那本杂志上。

在书稿的后半分，他写了父母与吴先生办的几宗案件。

而后，又是49年解放军上海时军纪的整肃，城市里的新气象。

只是这一次，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，他被停学了。

“你挣了多少元？”

而且，所有这些案件都只能据1943年中双方签署的中的规定，归国军事法裁判，中国司法机关只能在裁判前向其询问行之程度，以及在裁判之后抄录其判决的原文。

比如一个中学生只因穿着一条军卡其，遭到国宪兵的枪击。

连载到此，唐延受到了联调查局的传讯。

比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被两个军士兵，事后却还要经受警方和校方多次讯问，问题诸如——

但等到第三期面世之后，事情开始变了。

在天津，军汽车肇事占全市此类案件的七成之多。驻津军当局甚至规定，轧死一个中国人赔偿法币十万元，而轧死一驴则需赔偿法币一百万元。

编辑告诉他，有版社愿意版这本书，甚至认为会像三十年代的赛珍珠一样畅销一把。而且，他还这么年轻，也是个卖。

比如一名军士兵雇车，车夫不懂英语，动作稍慢，士兵竟军刀割掉车夫五手指。还有车夫因为索取车资，被打军士兵殴打致残。

唐延的回答始终只有一个：“我只有十六岁，你们没有权利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讯问我。”

到了第二年，风向又变，事情不了了之。他只需要忘了这件事，就可以继续过从前那样的日，念书，运动，社，拿到毕业证书，去伯克利上大学。

但校长却答非所问，说唐延只是个孩，只要他停止杂志上的连载，并且申明文章所写有误，对读者致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不涉及任何惩罚，也不会对他的学业产生影响。

两名便衣探员到学校来找他，把他带到一间办公室里，打开录音设备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你父母是不是共产党员？你们给中国寄去的邮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？你认不认识宝莉华莱士？”

“你是不是延安方面派来的？”

听说这件事之后，他的父母当即到学校要求见校长，说的也是同样的一句话——怎么可以在监护人不到场的情况下让一个未成年的孩接受传讯？

最初的两期印来，一片好评。

“我写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，其中没有虚构的成分。”还未等父母说什么，唐延已经开，平静而又决。

但他却发现自己没办法忘记。边的同学

就像十年前，刚刚上小学的他对包班女教师说：“No，thanks.”我不适合这份作业。

比如战后的上海，仅军吉普车撞死撞伤中国人的事件就发生了一千两百多起。

试得了分，尤其是写作分，他给伯克利寄去申请，很快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，只等次年中学毕业，便可文理学院学习。

“你为什么更半夜还在外边跑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