州的行政概念，乃是汉武帝时期才有。汉武广开三边，扩展疆域，新增二十余郡，致使朝廷直辖郡有百数之多。因此汉武帝设立十四监察，京畿由司隶校尉统辖，其余郡国则分属十三刺史，至此，州刺史一职登上历史台面。以六百石监察两千石，这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颇为有效，郡太守大多能够恪尽职守，奉公守法。这虽然是制度上的胜利，但也透了极重的统治者对行政仅控制在二级分层的集权望。

王谧先得辞令，也就率先发言：“两汉之中，刺史的地位也有所反复，虽有时六百石，也有时两千石。西汉两度易名刺史为州牧，乃是用《尚书·尧典》，此为正论。之后东汉虽有沿革，最终也是归于两千石以终，刺史一职，贵同九卿，实非郡守可比。”

王济闻言也立刻称是：“分凉州单立秦州，已是分割广袤旧土而成狭小之地。量怎能与汉末之刘焉、袁术、袁绍等相较。即便是有其土地，有其人民，有其财富，又有其甲兵，实在不足以割据一方而成王事。况且车骑将军勋爵显贵，却单督一小州，落在天下人中，也未必称善。”

如今南人北渡的情况虽然不似前朝之盛，但是由于安定在凉王侵前受过层的清洗，此时南人与羌胡占据的比例仍然颇重。如果单论安定人心与政治纳来考量，陆归执政秦州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

魏钰这一提议可谓狠，由此便可挑起世族内的斗争。而太所辖的金城郡，目前看来就是在为这二级统治架构打了个样，现下金城基本维持稳定，魏钰此时提这个议案，可以说是到渠成。不过魏钰也是恨，若是能让诸位郡守列坐于此，场面便对自己更加有利。只是陆昭到底防到了这一手，免去太守台，不然此时场面不知有多彩。

所谓侨州郡县乃是自晋朝而始。西晋永嘉之后一百五十年间，自河中下游起，北人大量南迁至淮北，甚至过江而居，其人已有九十万之众。除了平民百姓，其中有大量的宗族曲集迁徙，东晋司睿与一同过江执政的王导等人为了安抚这些侨民民，以及争取侨居世族的政治支持，变设立新的州郡县的行政区划，并以原住地为新政区来命名。

此言一，受威胁的自然是刺史们。如今若秦州分州施行这朝廷直辖郡、郡直辖县的二级统治法，那么自己的地位便是与郡守平起平坐甚至还要不如。至于本土话语权，那就更岌岌可危了。然而这威胁却非来自于寒门与皇权，却是来自于原本居于自己麾下的那些郡守们。譬如彭通，若秦州施行此议，只怕他离开行台之后一件事，便要在陇西天两郡动手，削弱祝雍、刘庄二人的力量。

魏钰言毕后，彭通、王济与王谧等人都是恨，目光灼灼望向了他。王谧脑海中飞速思考，试图引经据典，打败这一番言论。王济则对后一众僚属暗暗使，虽然益州毗邻边境，对于此议尚可无视，但是这些关陇世族却要好好想想这一番亡齿寒的理。彭通在地方任职日久，试图援引地方案例，以期阐述刺史行政的诸多好。

王济言罢，寒门的张沐立刻站了来：“尚书令此言可是要行报功酬庸之举么？”所谓报功酬庸乃是刘宋之后南北两地常用的封赏手段，既是朝廷财力薄弱，于是以分州来奖赏有功将领

王谧言落，便有寒门执政者立刻站反驳：“王莽新朝，三国并起，刺史数次改名为州牧，虽是权柄下移，然而岂非神州崩裂之肇始？”

魏钰终究沉稳些，神州崩裂之肇始，这个打击面实在是太大，无异于将在列与为在列的各州刺史一概论为篡权谋逆刘焉、公孙瓒、袁术之。因此他连忙站作以补充：“如今北凉州、益州、荆州等地乃是边境，事从权宜，效州牧故事并无不可。如今秦州乃是良治，既如此，一兵之籍，一财之源，一地之守，又何妨人主自为之？”

彭通此时已将援例疏理好，也就见针：“虽不妨人主自为之，但仍有个例，仍需考量。车骑将军治安言明，前任王太守抚民有方，至此秦州可称良治，然而良治与良治亦有不同。如今南人北渡，北胡南下，安定已非中原旧人居所。其控扼河，四羌胡，因此杂居、侨居者颇多。自前朝以降，以侨而立郡立州不乏少数，致使本土居民与侨民安分自，方有大安。车骑将军为皇戚，曾统御羌胡众、北人众，又兼南人背景。若有如此人望，如此能力，上不得亲力为政之实，只怕秦州即便得立，也不免损失人望，失人才啊。”

魏钰此言，并没有在是否立州上文章，而是很聪明地在默认可能立州的前提下，试图在立州方式上撕破一个——既然刺史郡守均为两千石，那么又何妨让陆归仅领监察之职，而让诸郡直辖于朝廷呢？